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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使⑧|黄士康:国家强了,对外关系才兴旺

2019-11-27 16:47:22 阅读量:2738

[编者注]

在新中国外交的70年里,许多令人难忘的“亮点”历历在目,光彩夺目,温度感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汹涌的新闻采访了许多代表中国海外的大使。他们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见证了祖国日益强大和在国际舞台上日益“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大陆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发表了对我们前驻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黄世康的独家采访。

已经退休十多年的黄世康仍然深深地依恋着千里之外的拉丁美洲。

黄世康(Huang Shikang),前中国驻智利大使,在中智建交前参与了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设立。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后,中国和智利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三年后的1973年,阿连德被军事政变推翻,并在政变中死亡。黄世康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退休后回到了智利。黄世康第一个拜访的人是阿连德的遗孀霍滕西亚·布斯。"积极评价阿连德是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工作的人的心声。"黄世康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采访时说。

黄世康在40年的外交生涯中,在拉丁美洲工作和生活了22年。除智利外,他还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

“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是智利的军政府还是其背后的文官政府,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回顾中国与拉美关系发展的“驱动力”,黄世康表示,他认为外交政策不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点是经济合作的双赢”。

黄世康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澎湃新闻记者郑袁超

只有加强国家实力,外交关系才能繁荣。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你见证了中国对拉美外交的发展。今天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和你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有什么不同?

黄世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自从我195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经历我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我国外交事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活跃的过程。外交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外交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拉丁美洲曾经是美国的后院,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受到美国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接触很少,仅限于少量的贸易和与友好人民的接触。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才于1960年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拉丁美洲才开始正式外交关系。十年后,智利的阿连德成为总统,他决心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自1970年代以来,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活动才逐渐开始。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也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3年,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访华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黄司康(左二)担任翻译。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现在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国家认识到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与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目前,十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我们签署了一项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最近,我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达到了新的高潮。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克等国已经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意识到只有当我们的国家强大时,我们的外交关系才能繁荣。这是一次个人经历:当我第一次来到拉丁美洲工作时,人们不一定会听你说什么,也不太喜欢你。然而,在新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必须改善关系,与我们谈论发展。

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主张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

这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在新世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因素。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拉美毕竟相距甚远,因此“一带一路”在拉美需要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为了让拉丁美洲国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应当特别注意拉丁美洲国家内部局势的变化,其特点是内部事务迅速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它可能非常民族主义,但在新政府成立后,它的政策可能会改变。“一带一路”的推广和推广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循序渐进,卓有成效。

澎湃新闻:你上大学时在西北语言系学习,然后在拉丁美洲呆了20多年。你是如何第一次熟悉西班牙语的?你是如何开始接触拉丁美洲文化的?

黄世康:1954年上海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大学,开始接触西班牙语。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西班牙甚至拉丁美洲都没有概念。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全心全意想做科学和工程。我很少关心文科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然而,国家需要它,预见到未来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发展,并从1953年开始培养相关人才,所以我进入了。

后来,它被分配给外交部,特别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语说得最多的国家是拉丁美洲。我从事拉丁美洲外交已有40多年,其中包括在拉丁美洲的22年。我逐渐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感情。

197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到访中国的巴拿马工商部长黄世康(右二)作为翻译。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中国和拉丁美洲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工人帮助他们在一些拉美国家修建铁路,并做出了一些贡献。甚至中国人也参加了古巴的独立斗争并做出了牺牲。也就是说,中国和拉丁美洲有共鸣。他们以前都被侵略过,都要求解放和民族独立。这是双方的共同点。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巴拿马提议收回运河主权。中国热烈支持巴拿马人民的正义要求。我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群众示威。这充分表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

中国和拉美人民都呼吁民族解放和尊严,要求国家主权。双方现在都要求发展,自然有很多共同点。

拉丁美洲人民有好客的特点,所以从中国到那里的人对此印象深刻,愿意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接触并成为朋友。到目前为止,我在那里有许多保持联系的朋友。

当我在智利的时候,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推广(建立)一所“长江小学”。我的智利朋友提议把他的学校变成中国和智利之间的纽带,所以他希望给他的学校起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名字,并在将来与中国保持联系。后来,在和大使馆的同志讨论后,我建议把它命名为“长江小学”。长江历史悠久,友谊可以继续发展。30多年过去了,小学仍然与我和智利大使馆保持联系。

中智关系一贯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澎湃新闻:在中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黄世康:中国在智利的商业代表处成立于1965年,我在1967年通过了。由于当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相对困难,中央政府建议从非政府和贸易交流开始。

事实上,当时计划在巴西设立商朝办事处。工作人员已经去世,新华社巴西分社的一名记者也在那里。然而,1963年,由于巴西士兵发动政变,我们共有9名同志被政变分子逮捕并监禁。他们在巴西监狱呆了一年多。

在巴西未能建立商朝之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智利。当时,商朝是半官方性质的,也可以与其他官员接触。那时,很少有人去。外交部派出一个代表团作为商业代表。另一位是商务部的副代表。还有两名翻译和一名厨师。他们只有五个人。我们一直呆在那里,直到1970年智利社会党的阿连德就任总统。他还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澎湃新闻:阿连德就任总统以来,中国和智利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智利的外交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但是阿连德上台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被皮诺切特领导的政变推翻,政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你和你的同事是如何应对变化的?

黄世康:阿连德在中智建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他做出了决定。他是社会党的左翼政治家。1954年,当他访问中国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两位中国领导人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当时,他说,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的解放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他说他将在就职后立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回国后,他担任中智友好协会主席五年,致力于推动与中国建立关系。同时,他一直是一名政治家,参加过三次总统选举。

他对我们商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们有任何问题,我们总能找到他,他会介绍我们解决问题。然而,在他掌权后不久,由于一些政策错误、美国的颠覆活动和该国右翼的破坏,他于1973年9月被推翻,他在抵抗政变时死亡。

对于我们在智利和阿连德的朋友,每个人都对阿连德感到钦佩和同情。当时,周恩来总理为阿连德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外交部长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并通过他提醒阿连德,该政策存在过度和错误,但为时已晚。牺牲之后,周恩来总理非常难过,并告诉他的遗孀霍滕西亚·布西,“阿连德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他的崇高理想,我们将永远记住,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阿连德的积极评价是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工作的人的心声。当时,我们积极收集信息,了解局势,并开展工作,以减少政变给智利人民造成的损失。因此,我们帮助智利的许多左翼分子离开智利,防止他们受到反军事力量的迫害。

澎湃新闻:军政府上台后,镇压了中国的左翼势力,并在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你和你在智利的同事的工作有什么障碍吗?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黄世康:当军方发动政变时,我刚刚离开智利,回到了家。当时,军政府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旗帜下进行统治和镇压。我们也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考验。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断绝了与智利的关系,有些被军政府驱逐出境。

皮诺切特在9月11日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9月下旬,他的军政府给我们发了一封信,要求与我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根据这种情况,当时的中国驻智利大使徐忠富在国内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尽管军政府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反共运动是激烈的,镇压是严厉的,没有对中国采取具体的不友好行动。他当时还说,根据我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现在宣布我们将与他断绝关系是不合适的。

据我所知,周恩来总理收到建议后,召集外交部有关领导讨论对策。后来,周总理果断决定与智利政府“保持冷静”。所谓“冷而不变”就是保持外交关系,但与军政府保持距离。因此,我们在智利保留了一些人员。后来证明周总理的决定非常正确,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几年后,智利政府慢慢停止提及反共。正如它没有提到的,我们与智利政府的关系略有恢复。一些中国外交官已经返回智利继续他们的工作。中智关系从未中断。后来,中国去南极建立了长城站,智利也提供了一些帮助。

但是我们,阿连德的朋友,总是想念阿连德。退休后不久,外交部派我去智利见我的老朋友。我的第一次拜访是阿连德总统的妻子。那时,我和她谈论过去,回忆起我和阿连德的交往。

澎湃新闻:对于阿连德时期的中智关系来说,也许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上的亲密是保持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你如何理解当前中智关系发展的驱动力?

黄世康:我认为主要有两种。第一是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智利军政府及其背后的文官政府都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经济合作共赢。目前,中国和智利之间的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从智利进口了大量铜。智利后来发展了木材工业和水果工业。双方在这方面有许多交流。

外交政策不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我们坚持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一个国家政权和政府的更迭是由该国人民决定的内部事务,而不是由中国决定的。中国能做的就是密切观察局势。我们可以看到局势的变化,然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新政府的双边关系。

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墨西哥时,会见了黄世康(灰色套装)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受访者提供了照片。

羡慕年轻外交官,应该进一步加强修养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正在见证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精力充沛、心胸开阔的年轻外交官的崛起,他们已经开始在东道国崭露头角。你认为这种现象怎么样?你认为中国年轻一代外交官和他们的前辈有什么不同?

黄世康:说实话,我现在很羡慕年轻的外交官。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以学习和成长为例,他们可以与国外有更多的接触,甚至出国学习。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无法与这些年轻外交官相比,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不可否认,他们比我们更擅长使用新媒体。

此外,我认为所有外交官,无论老少,都必须遵守几项基本的行动原则。

我尤其认为,年轻外交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培养。

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你应该有广泛的知识支持。外语只是一种工具,不是一门专业。你应该通过外语了解世界和不同的领域,并且对一切都略知一二。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斗争的艺术。工作应该是灵活的和战略性的。周总理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当时,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受到一些国家的批评。然而,周总理发表了讲话,压制了所有不合调的声音。这是一种斗争策略,值得我们的外交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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