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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也有“三五牌”

2019-10-22 20:21:02 阅读量:1724

△常荣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教育、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全国委员会副主任。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启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各项工作,为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已经开始。

为了进一步协助党和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之前,举办了一系列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成立了调查组,前往一些省市调查和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情况,如入党困难、使用安排、工资福利、夫妻分居、住房困难、子女就学和就业等。,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当无党派爱国团体举行小组讨论时,成员们不仅为知识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而且对知识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表示关切,特别是对50岁左右、收入50多美元、住房50平方米的“三五”中年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面临的“三三两两低”问题, 例如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基层党政繁重的工作任务、沉重的经济负担、低工资和生活水平低。 他们认为,在对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只听楼梯的声音,但没有人下来”,并没有说三道四。有些地方和单位年复一年地拖下去,使党的好政策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和低劣。他们还批评一些人和一些地方不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仍然把他们作为团结和教育改革的对象。一些成员说我家没有九个人的房间,三栋房子和一张桌子。我只能把书和材料堆在床下,在床上做研究。即使是老专家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中年知识分子了。一些成员说,家里有三个大学生,一个五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一个六年毕业后去了研究生院,服务时间短,工资低,工作很忙,生活很差。如果中年知识分子的困难和问题得不到解决,教育和科学研究就没有后继者。一群老年知识分子,对是否有任何人跟进教学和科研的问题,保护中年知识分子,发挥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同理心强,话语真诚。

作者:常荣军

编辑:刘聪

审计:周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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